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新质生产力写入其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背后离不开拔尖科技人才的支撑。

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如何给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建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归谷特聘专家丁洪在接受南都采访时强调：

人才培养是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回答好这个时代之问，归谷科技园率先迈开探索实践开拓引领的步伐。

归谷团队深耕国际创新舞台，积淀多年全球化人才服务经验与资源，锚定粤港澳大湾区，立足区域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人才基础，赋能人才创新，通过全链条软孵化模式，以开放的创新生态，活跃创新氛围、优化创新环境，为全球人才“引聚育留”提供精准服务，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打造新赛道、新场景、新平台。

在服务全球科创人才的过程积淀中，归谷科技园同步撬动人才之力，最大程度发挥高端人才的“智力、能力、牵引力”，让“资源+服务+人才”在归谷的国际平台形成合力，为人才与产业、科技与创新的双向互动与高质量发展开启更多机遇。

2020年，归谷团队正式引进由丁洪教授领衔、归谷科技园参与投资建设的广州海创产业技术研究院落户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教授（左二）莅临广州归谷科技园参观交流并走访广州海创产研院

▲ 张晓东博士（左三）、丁洪博士（左二）、广东中环投资集团林少华董事长（右一）、广州归谷科技园总裁范群博士（左一）共同见证首届【大湾区归谷科技“范”局】启幕

▲ 中山大学校长高松院士一行调研归谷科技园和广州海创院

▲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阳明高教授一行与归谷团队及广州海创院团队座谈交流

▲ 中科院院士、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龚新高（左四）一行到访归谷科技园和广州海创院

在归谷平台的资源与服务加持下，丁洪教授作为广州海创产业技术研究院领头人，带领海创平台为区域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创造强大助推力，已成功为大湾区引进前沿技术研发中心、包含院士项目在内的多个科技企业总部基地以及多家重点科技项目和企业。

归谷科技园持续与丁洪教授等国内外科技人才共同携手，充分链接撬动国家一流高层次人才的科创牵引力，构建战略人才力量的集中承载地，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有梦想的人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新质生产力写入其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背后离不开拔尖科技人才的支撑。作为国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向来备受关注。

南都记者关注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如何给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建言。他们有的提出要减少“帽子”工程，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也有的呼吁提高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使之不必通过“帽子”来提高收入；还有的建议基础科研经费向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让他们更自如地开展科研工作。

3月5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上，科技部部长阴和俊也表示，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把一半以上的基本科研业务费投到35岁以下年轻人身上；在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对青年人的培养是重要的指标。

“科研经费更应该向创新能力而不是头衔倾斜。”在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中，丁洪也分享了自己对科创人才培养的看法。今年两会，他带来的一份提案正是聚焦研究生培养问题，呼吁优化研究生招生机制和提高研究生待遇。

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发展，骨干科技人员也快速年轻化，其中研究生已俨然成为一支前沿科研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关键推动者。

但丁洪注意到，当前高校研究生招生名额基本上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在现行分配制度下，一些新成立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名额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建议教育部以一些高水平的高校作为试点，下放研究生招生名额。

同时他发现，博士研究生的待遇与毕业生薪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他说以C9高校为例，目前博士研究生每年收入在4-5万元左右，而2022届的就业人员平均年薪已超过12万元。“博士生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都低，这显然不合理。学业水平和收入的倒挂，也不利于学生的职业选择。”丁洪说。

为了鼓励更多人投入科研，丁洪建议大幅提升博士研究生的待遇，额度可根据同机构博士后待遇进行一定比例的折算。同时他认为，给予研究生充足的待遇，还可以让导师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的成材率。

南都：从ChatGPT到最新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过去一年来，生成式AI的大爆持续引发科技圈讨论。您怎么看待这波AI热潮？

丁洪：我本人喜欢跨界，特别是跨界到人工智能。从ChatGPT到Sora，这波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很早以前，我就认为人工智能最终会在智力上超过人类。因为人脑进化的速度非常慢，但人工智能的进化飞速。就像下围棋，人工智能可以在短短几年甚至几小时内，迅速成为一个围棋大师。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依托于高速发展的算法和算力，人工智能开始真正学人了。大模型学习的过程就像小孩认识猫，最开始也许会认错，但随着所了解的猫的图像越多，大模型就能认出这是一只猫，并且能做预测和推理猫是怎么来的。这样经过不断的学习后，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就越强大。

人脑是个复杂体系，它的容量有限，而人工智能的成长边界则是无限的。当拥有更为庞大的参数通道后，人工智能就可能在意识、思维方面超过人类，可以学习数学或物理等知识，并解决相关问题。

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人类积累知识，发挥更大创造力，这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飞跃，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都：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创新人才培养上，应该如何去适应这样的变化？

丁洪：以前我们读书时，上课、教科书非常重要，现在则没这么重要，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拥有很多获取知识的渠道，所以我认为比起上课，教学生怎么去获取知识的能力更重要。同时每个人记忆力、理解力各异，人才培养应该体现个性化。对家长也应该灌输这样的理念，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培养上可以看到，家庭影响对个人成长非常大。

南都：在Open AI 接连推出ChatGPT、Sora两大“王炸”后，也有疑问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出现类似引领科技浪潮的产品。是因为我们没有顶尖的科技创新人才吗？

丁洪：我认为中国不缺人才，更缺的是一个怎么发挥这些人才创造力的生态平台。这个生态平台，一方面不受所谓年龄的界限，允许真正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挑大梁，不按资排辈而论创造力；另一方面不设地域或单位界限，允许人才之间更好地流动，发挥合作协同精神。

在我看来，如果过分强调单位作用，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机构为了争单位利益而设置“篱笆”、排除外来单位的情况，这就容易造成人才流动难的问题。

南都：高校“青椒”（青年教师）面临的“非升即走”压力，一直备受关注。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1995年您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从事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了10年。回顾早期作为年轻教师的经历，您有过类似压力吗？

丁洪：在美国做青年教师的时候，我也觉得压力很大。从预聘到长聘，需要经历一个非常严格的考核过程。当时在美国好一点的高校，青年教师留下来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20%，现在情况好一些，成功率可以达到50%，但最后还是有一半人被解聘，需要重新找工作。

相比国外，国内的成功率高一些，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压力？我认为，个人心态的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跟考核机制有关。在KPI（绩效考核）具体而且短期的情况下，青年教师们忙于填空式地完成指标，所以整个人就比较焦虑。

而在国外，对一个科研人员的考评不纯粹看论文指标，还看研究人员的实力，包括选题立意的重要性、研究问题的前瞻性和应用前景等。所以我认为国内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和晋升体系，可能需要做一些改进；比如在考核指标上还可以引入国际同行的评价，或者看是否受邀参加国际顶级会议等多元因素。

特别是像这种顶尖的国际会议，它基本不会看参会者的“帽子”，而更关注近期研究成果。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任教职之前，能受邀在行业内的顶尖国际会议作报告，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只是现在国内高校对此还没有很重视。

南都：在谈到科技创新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避免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您有何建议？

丁洪：我认为当前成果转化渠道仍不畅通。高校擅长做基础原创研究，但只有做出产品、做出商品后，其价值才会被市场认可，这也导致国内很多人不愿意在底层技术上做突破。

好不容易一个科研成果做出来后，就算申报了专利保护，仍有可能面临成果被偷窃的问题。所以很多高校教授选择带着科研成果，亲自下场创业，可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一方面还要管理企业，通常也忙得筋疲力尽、焦头烂额。

所以我认为，目前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还没完全理顺，有必要进一步畅通高效成果转化机制，培养一批懂技术也懂市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同时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 采访内容来源：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

* 采写：

   南都记者李玲 宋承翰